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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书写《贺龙传》 故后魂归满山红(0/0)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19年05月17日 点击数: 字号:

徐培芝 向端生

1989年10月29日,鹤峰县城,满山红烈士陵园。

深秋的满山红,青松低垂。阵阵的秋风中,哀乐低沉。成百上千的人们胸佩百花,步履沉重,缓缓行进。一个武警战士手托着红布覆盖的骨灰盒,刘雁声的夫人和女儿怀抱遗像,走在人群的最前面。一步一步向墓地走去。鹤峰县党政领导、人武部官兵、驻鹤峰武警部队、机关干部、学生怀着沉重的心情,饱含热泪,送别鹤峰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和好同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同志。

我随着送别刘雁声同志的人群,渐渐地走进一个北京人的心灵世界。一个京城的人,一个大校军衔的军人,告别人世间后,为何不将遗留在人世间最后的遗存物——骨粉留在生他养他的北京城,而是嘱托亲人一定要把他的骨粉送到万里之遥的鹤峰大山中安葬,这是鹤峰有史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

“刘雁声同志骨粉安放仪式开始。”主持人语音悲沉,4名武警战士分别站在棺椁四周,2名武警战士轻轻地将骨粉盒安放在棺椁内,然后轻轻地将棺椁盖上。

“敬礼!”送别的人们三鞠躬……。

主持人介绍说:刘雁声(1933—1989),男,汉族,1933年6月出生于北京市。1950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6月以后,他一直在军委直属政治部、总参政治部工作,先后担任干部处宣传处助理员、文教科助理员、新闻干事、宣传科长、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等职。他在重庆读高中的时候,热情参加新文艺演出,宣传革命思想,为提高人民群众觉悟,作了许多工作。1951年1月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励,毅然报名参军,被分配到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学习,后留校担任班组长,政治处青年干事。1953年6月他在张家口军事通讯学校文化训练队任政治干事,荣立三等功一次。1960年参加西藏平叛剿匪战斗,因作战勇敢,受到营部嘉奖。他长期从事宣传和新闻报道工作,具有丰富的宣传工作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多次受到首长表扬,多次被评为总参政治部先进工作者。1981年刘雁声开始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修史立传,并担任《贺龙传》编写组组长。1989年6月27日病逝于北京。

……

1985年12月2日,晚11时,北京火车站。

“呜……”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从武汉开往北京的38次列车缓缓驶进北京站,前来接站的是《贺龙传》执笔朱泽云同志,他把我拉到一个身着军大衣的军人面前,说:“这位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同志。” 我们握手问好。

火车站初见,刘雁声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谦虚、随和,没有北京人的架子,没有京城军人的官味,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按照鹤峰人称呼人的习惯,我叫他“刘部长。”刘雁声同志笑着说:“没想到,刚到北京城,你就给我升官了。”后来我才知道,北京和地方不一样,官员职位的称呼是十分严格的,正就是正,副就是副。从这一刻起,我与刘雁声同志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期间,住宿、生活、车辆都是刘雁声同志亲自安排的,一切方便于我,只要需要的,他都细心入微。帮助联系廖汉生同志、贺龙夫人薛明同志,定见面时间,安排进出车辆。还特意安排了我与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贺晓明,儿子、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见面。从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看出他对我这个来自大山里的鹤峰人深厚情感。

刘雁声告诉我说:“鹤峰老区人民我是十分尊重,热爱的,鹤峰人民不简单,在大革命时期,跟随贺龙闹革命,牺牲了那么多人,为苏区的创建,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次,我恳请朱泽云陪我去见刘雁声同志。在刘雁声办公室我们见了面,朱泽云首先向刘雁声同志介绍了我的家史。他说:“这位鹤峰的同志与贺龙元帅有着亲情的渊源,元帅的母亲与他的祖父的母亲是同胞姊妹,他的一家为革命牺牲了7人。”

听了介绍,刘雁声同志紧握着我的手,说:“1983年的秋天后,我多次到鹤峰怎么没有见到你?”朱泽云同志接着说:“你去的时候,林彪、‘四人帮’的余毒尚未肃清,贺龙元帅也还没有彻底平反呢,和你见面,他尚不具备条件。”

会谈中,刘雁声说:“28号,你在北京青年京剧院观看了现代京剧《满门英烈》,这部戏比较全面介绍了贺龙同志一家的革命历史,你要全面了解贺龙元帅、贺英的历史,我有很多在鹤峰搜集的资料,也有整理好的书面东西,你可以看一看。对待历史,一定要看历史的全过程。鹤峰大部分地方我都到过,走马、五里、容美、太平、邬阳、中营。太平的洞长湾、葛尔台、茅坝我去过,贺英在葛尔台艰苦斗争长达6年之久,她和她的的游击队,当然也包括徐焕然、廖汉生等,极大地支持了贺龙创建湘鄂边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武装,艰难岁月坚持斗争,对革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廖汉生同志用这样几句话,讲述了贺英游击队在葛尔台、鸡公岭的艰苦生活:‘背的爪子火(火枪),啃的洋芋果,盖的金丝被(稻草、包谷壳叶),烤的转转火’。这又从侧面反映出以贺龙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湘鄂边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史。”

朱泽云介绍说:“刘雁声副部长从1981年开始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修史立传,并担任《贺龙传》编写组组长。这么多年来,他为《贺龙传》的编写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不辞劳苦,深入云贵川,八下湘鄂西,广泛收集贺龙元帅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秉笔直书,完成了他所承担的《贺龙传》第二分册初稿和《贺龙元帅传略》的任务。他参加撰写和组织出版了《贺龙用兵》、《贺龙的故事》和《贺龙大事年表》等书籍以及大量研究文章,对贺龙元帅军事思想和湘鄂西的斗争史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他对鹤峰充满了感情,他多次到鹤峰采访、调研。他十分重视贺龙、贺英在鹤峰的革命斗争史。”

隆冬的北京,滴水成冰。我没有去逛街欣赏京城的繁华,而是在刘雁声同志的资料室里,阅读了大量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6年8月上旬,北京,总参一招,海运仓。

争取国家重点贫困县的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鹤峰县政府派有关同志和我等人进京,主要是向国务院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递送鹤峰县申请全国第一批重点贫困县建设的申请报告,同时争取当年在鹤峰战斗过的老同志们的帮助。

这次,是刘雁声同志安排司机接站的,我们下了火车,直接去了总参一招。刘雁声如同前次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次见面少了一些山里人见了大城市人的拘束,食宿、用车仍然是他安排的。

对鹤峰县争取国家重点贫困县工作,《贺龙传》编写组的同志们,尤其是刘雁声同志给予了极大地支持和帮助。并积极以《贺龙传》编写组的名誉给国务院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出示证明材料,证明鹤峰县是革命老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亲手创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鹤峰县60000人民在贺龙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应该成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扶持建设的贫困县。刘雁声同志在审阅上报材料时发现材料中出现了与历史严重不符的历史数据,当即指出,并提出严肃、严厉批评。他说:“历史,就是历史,不能随意变动,堰垭整编,党史、军史早有定论,91人,72条枪,你们上报材料怎么变成了300多人,200多条枪呢。党史、军史的结论是不能随意篡改的!”

刘雁声同志接着说:“我到过鹤峰的堰垭,当时贺龙的革命军第四军处境十分艰难,200多人,几乎弹尽粮绝,是贺英带着游击队送去了粮食、布匹、枪支、药品,帮助了贺龙的部队,在贺英的建议下,部队进行了整编,贺英说:“部队里有党员,又有团员,应该好好整顿一下,有个中心。能组织一个班就一个班,能组织一个连就一个连。部队就是要伍,不伍不行。” 这次,堰垭整编中,贺龙同志始终坚持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队伍中党团组织建设和作用;加强部队领导干部的革命坚定性;工农革命军战胜了外敌内叛,清除队伍中的异己分子,疏散了伤病员和家属,明确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全军余下91人,72条枪,建立了一个党支部,每个班都有党员,这时候革命军第四军人数虽少,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在三起三落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精兵强将。可以说,这次整编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建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要看一个数字的变化,性质就不一样了。历史的数据并没有损害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形象,相反,无原则的夸大只会削减降低贺龙革命军的形象,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也是党史绝不允许的。”

刘雁声同志的批评是对的,他尊重历史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使我们深受教育,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对县政府的上报材料进行了反复修定。

第三天上午,刘雁声同志亲自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汉生同志打电话。电话中刘雁声同志深情地对廖汉生同志说:“副委员长,鹤峰人民不容易,大革命时期,鹤峰人民支持贺龙闹革命,涌现出了陈连振、陈宗瑜父子、徐焕然四兄弟、范松之五兄弟、姚柏超等一大批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60000多人的小县,25000多人投身革命,300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在当时全国九大根据地是少有的,我去鹤峰多次了,我了解鹤峰,我为鹤峰人民献身革命的事例所感动,为鹤峰人民英勇精神所感动。副委员长,在您的支持下,我们一起呼吁吧!”

廖汉生同志听了刘雁声同志的电话,说:“雁声同志,我廖汉生感谢你!鹤峰人民感谢你!让我们共同努力,为鹤峰老区人民还债,让他们尽早富裕起来,他们富裕了,我们这些人才安心啦!你放心,鹤峰县政府上报国务院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文件材料我签字!我呼吁!”

在场的每一个人,听完刘雁声同志与廖汉生同志在电话中的对话,无不为之感动,无不为之动容!

刘雁声同志说:“当我一脚踏上鹤峰的土地时,我的心,我的人就是鹤峰的了。至今葛尔台、洞长湾、红土坪、堰垭、杜家村、走马坪、五里坪、邬阳关、红岩坪的一草一木,我终身难忘。贺龙元帅走过的路,我是一脚一脚地走了的,你们知道吗,我刘雁声每走一步,心中就刻下一道永久记忆。我告诫我自己,坚定地沿着贺龙元帅的脚印走下去,哪怕山高坡陡,巴掌宽的崎岖小道,我要把心融入到苏区人民心中去,融合到鹤峰人民的情感中去。”

在刘雁声同志的帮助下,我们顺利走完了向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申报程序,后来虽有过曲折,但在廖汉生等老一辈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鹤峰县终于被国务院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纳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扶贫建设县。此后,刘雁声同志又不停息地为鹤峰的经济建设,扶贫开发奔走呼号,牵线搭桥。找项目,要资金,促使鹤峰政治、经济、文化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一位老同志说过:“鹤峰县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关怀,离不开一大批热爱鹤峰,支持鹤峰建设的仁人志士,刘雁声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为鹤峰被列入全国贫困县作了诸多工作,起了关键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对苏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曾一度,也有人这样说:“大革命时期,鹤峰人出生入死,死了那么多人,连一个将军都没有,在我当领导的一天,任何人不得在我面前提鹤峰的红色文化!”其言论何荒谬。相反,鹤峰人民继承先烈遗志,努力建设鹤峰的奋斗精神没有被阻碍,而是以更加抵励前行,艰苦奋斗。当然,这些人与刘雁声同志,真不能同日而语。

刘雁声同志告诉我:“记得那一年,我从武汉乘坐开往鹤峰的客车,两天多时间才到达鹤峰,从宜都到五峰,从五峰到鹤峰,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一条狭窄的砂石公路沿着陡峭的山崖蜿蜒盘旋,抵达鹤峰时已傍晚。一脚踏上鹤峰这片红色的土地,我的心灵震撼了,大山深处的鹤峰,让我仿佛听到枪炮声渐渐稀疏,硝烟依然弥漫,我仿佛看到被战火烧得破碎的红旗,执着地挺立在村寨的一处高地。我和资料员韩俊亚,住进了县招待所,县有关同志接待了我们。当晚,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们游览了鹤峰这座美丽的小城,县城虽小,但底蕴深厚的红色文化,叫我流连忘返。当我们来到东街上,县有关同志告诉我:湘鄂边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就建在这里,不过,当年的县苏维埃,贺龙同志办公的房子已被从原址撤出,搬到其他地方去了。当时

我的心啊,一阵绞痛。心底里发出若干个问号,这么重要的历史见证物被撤出县城,为什么!这是为什嘛?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去走马,走马是我们采访的第一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辆吉普车,县有关同志说:这是县里最好的车。到走马后,没有作多的停留,吃过午饭,就去了七郎坪,红土坪,堰垭、杜家村,我们是沿着当年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活动路线进行采访的。找当年的赤卫队员,革命老人座谈。广泛收集贺龙的历史故事,这些老人,一提起贺龙,个个侃侃而谈。从他们的谈话中,好像贺龙已深入到他们的骨髓里似的,我无不为之感动。

“堰垭整编,确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杜家村整编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走马坪白果树下收编川军为红军,扭转了‘渡江南征’失败的艰难困境,红军队伍又一次壮大。五里坪五县联县政府,中心县委会引领湘鄂边革命风云,指点江山。

“葛尔台。渺茫无边的山岚,阵阵山风中,浩荡的山风一次次集结肆掠山林沟壑,却一次次无奈退回山崖隘口。贺英游击队坚忍不拔,犹如石缝中的小草,艰难困境中迸发出顽强的战斗力。

“太平镇茅坝,两次中央分局会议,‘肃反’与‘反肃反’,‘清党’与‘反清党’的斗争十分激烈,贺龙、段德昌、宋盘铭坚定的共产党的信仰,亘古绝唱。

“洞长湾,贺龙的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姐为掩护游击队、孩子、家属撤退,英勇牺牲。贺龙创建了‘鹤峰县第四游击大队’, 徐焕然、廖汉生率领第四游击大队,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打破了神兵刀枪不入的神话,创造了雷家岭,200多人的游击队打退了国民党新编34师陈聚珍部周燮卿旅1200多人对苏区的进攻,保卫了苏区。

“邬阳关,陈连振、陈宗瑜的神兵宛如笔直,高耸如云端的大蟆岩、凤凰山倔强地伸向天空。伐木工,烧炭工,在贺龙的领导下,成了威震敌胆的红军劲旅。我想象50多年前这些凝重的画面,在邬阳关押在牛棚里的段德昌、王炳南,他们坚守党的信念,高唱国际歌。这比我想象要惨烈,金果坪,段德昌惨遭杀害。

“红岩坪红三军部,十处几遗址,王炳南烈士墓,山湾下的‘军长田’,在那‘左’的路线摧残下,红旗依然飘扬,彰显出红军力量坚不可摧。漫山遍野那一丛丛白色的小花,好像红土地送葬队列中飘荡的幡旗,为亡灵祈福。

“采访中,我脚穿草鞋,头戴蔑帽,在贺龙元帅率领红军走过的鹤峰山川大地上,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时候的鹤峰县绝大部分村都不通公路,有的村就是有路,也只有拖拉机才能行驶,记得有一回,天快要黑了,我们就是坐着拖拉机返回邬阳的。每到一处采访,叫人难忘的是,被采访的人只要我们说到贺龙,他们的心情就非常激动,好像贺龙就是他们的家人一样。讲到每一次战斗,都把我带进那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仿佛看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队,10万,20万、50万,血腥‘围剿’湘鄂边苏区,何健、徐源泉头顶 ‘剿共总指挥’头衔,挥舞着血淋淋的屠刀发起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血腥味在空中凝固,土地、河流、绿草被热血染得通红,鹤峰人没有悲怆的嚎哭,没有呜咽的唢呐,甚至没有裹体的寸纱,拿起刀枪,跟随贺龙冲锋陷阵。贺龙离不开鹤峰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离不开鹤峰这块英雄辈出的土地!”

刘雁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然后继续说:

“当然不止这些,一次次刀枪相交的战斗,一个个血肉之躯英勇无畏的倒下,都把我带进了那炮火连天的战场。随着枪炮声,随着大刀挥舞拼杀的呐喊声,鹤峰人走进我的心灵,我为他们骄傲,我为他们自豪!有人说,你这个北京人是听故事来的,其实不然,我是以我是鹤峰人的身份在听鹤峰的故事,再听鹤峰人的历史。真的,鹤峰人的精神,已植入我刘雁声的骨髓。”

溇水浩浩荡荡,洗去多少风流。

1987年的深秋,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身患重病。此时的他,一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一面仍然坚持夜以继日地坚持编写工作。为了深入研究贺龙、贺英在湘鄂边苏区中心鹤峰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对鹤峰苏区是湘鄂西根据地的大后方,策源地,其战略地位和重大贡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他又一次抱病来到鹤峰,到贺龙、贺英生活和战斗的地方与当年的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失散的老红军战士座谈,采访。采访期间,他坚持忍受病痛的折磨,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病情。

随他一同采访的人说:“刘副部长不像是北京城里的人,比我们鹤峰山里人还要山里人。”

他笑着说:“鹤峰的砂石路当然赶不上北京城的柏油大马路,鹤峰低矮的小木楼更比上北京城的高楼大厦,鹤峰崇山峻岭的知名度和北京的香山也不可比。但是,就是这块红土地,润育了贺龙、段德昌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润育了贺炳炎、廖汉生、王尚荣、黄新廷等一批我军的中高级将领。润育了‘范家五虎’、‘徐家四兄弟’、‘陈氏父子’等一大批土家英雄,这不仅是鹤峰人民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土家族人民的骄傲!我热爱这片红土地,我热爱鹤峰!”其实,这时候的他,为了贺龙、贺英,为了湘鄂边,为了鹤峰的革命斗争历史,他做到了鞠躬尽瘁。

离开鹤峰的前一天傍晚,他爬上了当年贺龙登上的威风台,登高眺望四周的大山峻岭,心中波涛汹涌,小城实在太美了。从威风台下山,回到招待所休息了一小会儿,他又只身一人,来到满山红烈士陵园,久久伫立在“湘鄂边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轻声读完碑文。他又来到段德昌、王炳南、贺英烈士墓。抚摸着烈士的墓碑,心情无比悲彻,在离开烈士陵墓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凝望了很久很久。

病重期间,我从朱泽云口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专程前去医院探望。我的到来,刘雁声的病好像好了许多,他告诉我说:“我每一次去鹤峰,对鹤峰的感情就加深一次,到了鹤峰,就像到了家似的。”

我笑着说:“是贺龙元帅,是湘鄂边、是鹤峰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史把你和鹤峰人民连在了一起。是你热爱老区,热爱老区人民把你的心和鹤峰人民连在了一起。刘副部长,你对鹤峰人民的深厚感情,鹤峰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是啊,记得在我还未踏上鹤峰这块土地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鹤峰山大人稀,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这地方的人,人性彪悍,野蛮。其实不然,多次深入到鹤峰采访,我感知到这里的人民感情淳朴,好客,直爽,有正义。你是鹤峰人,鹤峰的历史你应该了解一些,远的不说,我们就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昌起义后,贺龙为什么选择回湘西建立革命武装,从1928年至1933年底,近6年时间,贺龙的革命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在鹤峰这块土地上,贺龙领导的红军,大部分是鹤峰人。桑植,鹤峰一山之隔,每当革命遭遇挫折的时候,贺龙首先想到的是鹤峰,敌人发动的每一次围剿,贺龙想到的也是鹤峰,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其结论只有一个,鹤峰人赋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在采访、研究鹤峰革命斗争史的时候,也研究了解了一些鹤峰的土司历史。明嘉靖34年,土司王田世爵率长子九霄、次子九龙、五子九璋随军抗倭,不顾60岁高龄,随军前往,临阵杀敌。嘉靖35年。嘉靖38年,田世爵和其长子田九霄第二次应征平倭至舟山群岛。我在邬阳关采访时,邬阳关人以鸦片战争中抗英民族英雄陈连升而引以为豪。你说,鹤峰人的爱国精神,鹤峰人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鹤峰人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其历史之久远,胸怀之宽大,精神之磅礴。是这种精神深深地吸引了贺龙!也深深地吸引了我……”

“刘副部长,你爱鹤峰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鹤峰人也爱你这个北京人,更爱你为老区人民谋利益的这颗赤子之心啊!等你病好了,我陪你回鹤峰探亲去!”我的声音有些梗塞。

1989年3月,我去总参一招(海运仓)南大楼408室,探望刘雁声副部长,贺龙同志的生前秘书聂占新老同志告诉我,说“刘雁声同志在家养病。”我随即到总参宿舍大楼刘雁声家去探望。这时候的他,身体十分虚弱,消瘦,说话的声音比较小。他夫人对我埋怨说:“他在家养病是个名,成天到晚在书房折腾不停。不是伏案写东西,就是整理资料。”刘雁声望着夫人,没有说多话,直接把我引到他的书房,我一看,他夫人说的没错,地上到处堆放着一摞摞的资料,有的已经打捆,有的摆放还有些零乱,他指着几摞即将清理好的资料说:“这些资料都是我这些年来在云贵川、湘鄂西、鹤峰采访的资料。这些书稿大部分写的是贺龙元帅1928年至1933年底在湘鄂西,鹤峰县的革命斗争历史,完稿差不多要一两年时间。”

我顺手拿起他桌面上一纸书稿,细看起来,上面写道:

“我又一次来到鹤峰的满山红烈士陵园。这一天,细雨微风,松针青青,我踏上了我眷恋的这片红土地。‘湘鄂边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耸立云端,段德昌、王炳南、贺英烈士墓旁,松柏滴翠,绿草依依,我久久伫立,凝望冷峻的天空,耳畔回想起军号声声,战马嘶叫,眼前晃动着猎猎的红旗,矛戈林立。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在那热血燃烧的峥嵘岁月,为了一种坚定的信仰,湘鄂边的先烈们‘闹红’红到了骨子里,鹤峰的土地上侵染了无数英烈的鲜血。

“是鹤峰人民一把包谷粉子,一寸布,一撮箕洋芋,一把萝卜菜,用热血哺育了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鹤峰人民洒的血是最多的。

“墓地是洗涤灵魂的场地,而信仰如山,坚如磐石。信仰的力量正激励着一代一代鹤峰人。放眼望去,溇水河畔,昔日的血火战场,如今成了全县经济、文化建设的中心……

“刚开了个头,我想为满山红写点什么,每当我拿起笔,一幅幅惊人灵魂的画面就出现在眼前。每当为贺龙补充兵员,你看那鹤峰人,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妹送哥当红军,其场面千古绝唱;为红军补充给养,你看那一袋袋包谷子,一背背洋芋、红薯、南瓜、一捆捆萝卜菜,一双双草鞋,小山似的堆在那里。枪声一响,担架队冲上去,救回受伤的红军战士,妇女队做饭、烧水、搓洗着那一件件浸血的衣裳;有的妇女挤出唯一的一滴奶水喂进重伤员的嘴里。你说,贺龙元帅辞世了,作为我们,作为我们军人,还有什么能感动我们,能唤醒我们新时代的军人报效国家,报效人民,为国为家死而后已!我在太平茅坝采访时,一个镇里的干部,他说他是领导,他的一句话,我刘雁声骂娘了!他说:‘茅坝中央分局会议,是一个反面教材,是贺龙,是共产党的耻辱。’我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历史吗?’他说:‘我才不管前人事,我搞事的一天是前不管三后不管四(意思是,他不管前三代后四代的事)。’我说:‘有你这样忘却历史的干部,才真是是共产党的耻辱!’他停了一会儿,说:‘我们的年轻人,要学历史啊。我刘雁声有一点,鹤峰的红色历史教育了我,我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修史立传,就是要把他们魂融进我的心灵,北京人要做鹤峰人!’”

“刘副部长,你说的话太深远,太浩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魂,魂到底是什么,我理解不深,我只知道一点,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我这里有一篇《关于贺英同志若干历史问题的考证》的资料,送给你,它将会帮助你全面认识这段历史。”后来我才知道,这篇资料是以他为主,《贺龙传》编写组花了几个月时间撰写的长篇论文,后以“边云”笔名发表。体现了他那种务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

这次见面,我们谈了许多,许多,他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不知道,这次谈话,成了永久的诀别!

1989年6月27日,刘雁声副部长病逝于北京。

刘雁声同志为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传湘鄂西苏区,宣传鹤峰,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雁声同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一再叮嘱家属、子女,说:“我死后,你们向鹤峰县委、县人民政府,鹤峰的20多万人民提出恳请,我刘雁声要回鹤峰,要回家,把我的骨粉安放在满山红陵园!”

刘雁声要回鹤峰,要回家的恳请传到鹤峰,2886平方公里的红色土地,敞开了母亲的怀抱,接他回家。鉴于刘雁声同志对鹤峰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对苏区的深情眷恋,“愿作他乡做故乡”。鹤峰县委、县政府研究特许,由县民政局主持将刘雁声同志的骨粉安葬在烈士陵园中,并于同年10月29日在县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骨粉安放仪式。

1989年12月,我怀着对刘雁声同志的怀念,再一次来到总参宿舍区,走进了他的家。看望了他的夫人。斯人已去,与日月同辉。

郭大姐告诉我,说:“刘副部长走的时候,要我告诉你,他回鹤峰了,回家了,你要常去看看。”

我对着他那慈祥,和蔼,令人敬畏的照片,三鞠躬!

责任编辑:向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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