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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人物志】谭嘎哥(0/0)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13日 点击数: 字号:

陈明斌

我居住的村子,过去是非常贫穷的,土改时划成分,连地主都没有,仅有一户被划为富农,谭嘎哥便是这富农家的大公子。

文革的后几年,我大哥在学校参加了红小兵,回家用木头自制了红缨枪,和一群小伙伴成天练武,梦想保卫国家、收复台湾。自认为武艺高强了总得找地方释放,于是他们便相约去富农家去“偷”桃子。富农谭家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山岗上,门前是生产队成片的玉米地,田坎上有一排高大的桃树,稀稀拉拉的几个桃子正待成熟。

大哥拿着红缨枪,带领他的红小兵队伍穿过宽阔的玉米地来到桃树下。“偷”桃正式开始,这分明是抢不是偷。突然传来一个苍老而颤抖的声音:“你们好好摘,不要把树掰坏了。”他们听到这声音,吓得飞也似的逃回家。其实说话的是谭家的一个老妇人,大约是谭嘎哥的奶奶,家里的青壮年白天都去生产队劳动了,家里就这八十多岁的老人看家。即使有革命的理由,即使有红缨枪壮胆,但“偷”桃也并非理直气壮。

后来爷爷知道了这事,狠狠地批评了他们。爷爷说谭嘎一家人就靠勤扒苦做,靠扣吃徒攒,日子过得比别人稍微殷实一点而已,靠劳动致富不是什么丑事。从那次后,大哥就从未摆弄过他的那把红缨枪。大哥一生积极进取,平和善良,也许就始于爷爷那次教育。

我八岁时,我们搬家到了另外一个生产队,单家独户住在一个山坳里,第二年,刚结婚的谭嘎哥在我家的斜对面修了两间房子,他们成了我们最近的邻居。

谭嘎哥身材矮小,因家庭成分的原因也没读什么书,不过他老婆部嘎姐却身材高大撩亮(撩亮,土家语:能干、力量),两个都是一把劳动的好手。他们刚来时,都小心而又低调,我每天上学都会从他门前经过,见面总是叫声“谭嘎哥”,“部嘎姐”,他们也总是热情的回应。

改革开放后,他家终于摘掉了富农分子的帽子,但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还是因历史的原因,他家分得的土地并不是很多,家里的土地部嘎姐一个人就可以种出来,谭嘎哥便当起了泥瓦工,最初也就是就近搞一些小事。

97年,我要在镇上建房子,因自己没时间管,便想找在镇上做大工程的从四川来的一个姓牟的包工头搞双包,他说我的事情太小,他带来的人支付不起工资,他承包后要找本地的人来做。他找的人就是谭嘎哥。

谭嘎哥一直想在建筑上搞出点名堂,多次求教于四川的牟师傅,这也是牟师傅找他的原因,我的房子就成了他的第一个作品。谭嘎哥当时对建筑什么都不懂,加之文化程度低,什么事情都得去问师傅。一次楼梯梯步装模,刚好师傅不在,他老是装不好,最后还是我自己绘图,并亲自动手帮忙才勉强完成。因他对成本的核算没底,他特别计较小事,能省则省,有时不能省的他也想省,因此我常常和他发生一些小冲突。我搞得很疲惫,本想让自己轻松一下的,却反而让自己焦头烂额,我那时很后悔答应让他来做。

房子终于建起了,虽然在细节上有诸多的不满意,但结构上还是没问题的。后来算账时都能相互体谅,他不会算账,很多完成的工程量他都算掉了,我便给他一一补上,最后顺利结账办了交接。后来听人转述,说他经常对别人讲,说我虽然要求严了点,但我并未亏待他,还说,正是因为我的严格,逼着他学了很多东西,让他在这个行业站稳了脚跟。

他不会算账其实暗中也吃了不少亏,一次,他给某单位建了一个铁塔的基座,呈不规则六菱形,对方给出的工程量他一直有疑问,但自己不会算所以一直结不下来账。他来找我,我绘了一个图,用几何方法算了出来,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们还有疑问就叫他直接来找我。这次,他顺利地结了账。

这些年,谭嘎哥的建筑生意越来越红火,经常看到他骑个摩托车忙忙碌碌的身影,家境也慢慢好了起来。姑娘出嫁了,儿子也安了家,还给儿子修了两层楼的小洋房。本该是好过日子的时候了,然而在大前年,我突然听到部嘎姐患了肝癌的消息,据说在城里医院花了不少钱,治不好,从医院回到了家里。再过大约二十来天,又听到部嘎姐病故的消息。

拆了伴的谭嘎哥还是经常出去给人修房子,只是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孤单和衰老。也就是在这之后,我经常听到说他儿子和儿媳迷上了赌博的事,起初我也没大在意。农村在农闲时,打打牌,娱乐一下也坏不了什么大事,他儿子还多次找我借钱,每次都是说的生产生活方面的理由,我也每次都给他借,他也从未违约。直到有一天,谭嘎哥找到我,叫我再不要给他儿子借钱,说给他们借钱不是帮他而是害他。由此我才知道他儿子两口子打牌已经陷得很深了,不仅输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大笔债。谭嘎哥在我面前说得是老泪纵横,他说不明白,如果哪个家里多怀了个娃,分分钟就有人找上门来,但这些打牌滴打得天昏地暗,那么多人倾家荡产却没得人来管哈。他六十岁不到,本来就不高的身材更加伛偻,显得格外苍老,之前到处当包头的那种风光已荡然无存。

他儿子再来找我借钱我便真没给他再借,还以一个长辈的身份教训了他几句,尽管知道没用,但还是没忍住。再不久,就听说他儿子已离家出走,小两口也闹了离婚。

我老婆在镇上开有一家移动通信代理店,谭嘎哥常常到这里办理充话费等业务,之前来办业务往往都是办完就走,常常还打电话帮忙充话费。但自他老婆死后,特别是他儿子出走后,每次来办完业务都还要讲一会儿话,有事无事都要站一会儿才得走,店里营业员埋怨说他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其实我知道,他这是孤单。有时遇到我在家里,我便给他泡杯茶,坐下来天南地北地聊一通。

去年的一天,老婆给我打电话来,说谭嘎哥死了,我大吃一惊,毕竟他六十岁都不到,虽然精神面貌因家庭的变故不太好,但身体状况还是可以的。老婆说他昨天还到店里坐了三四个小时,哪知早上就听说他去了,估计是脑溢血,很快。得到消息,我赶忙在单位告假,从城里赶回老家。他儿子还没赶回家,他儿媳和周围的邻居在帮忙安排后事。农村办丧事往往都当喜事来办的,但这场丧事却只有唏嘘和感慨。

前不久,我又回了一趟老家,听说谭嘎哥的儿子已经离婚,儿媳在家种了一年烟叶,烟一卖完就又出去打牌去了,已读初中的孙子常常是无人管无人理。他姑娘在镇上开了一家夜宵店,她拖着一条残疾的腿仍在艰难谋生,从她的身上,还能看到谭嘎哥和部嘎姐勤劳的身影。

因身体原因,我多年不曾宵夜了。那天我仍约了几个旧友到谭嘎哥的姑娘那里去宵夜,不为别的,就为照顾一下她的生意。

在觥筹交错的热闹氛围里,当我端起酒杯,眼里浮现的却是谭嘎哥部嘎姐勤劳而又善良的身影。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下一天会发生什么。

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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